第66期

企业管理需要“和而不同”
更新时间:2014-07-16     点击数:20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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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经办 孔庆成

“和”与“同”在中国儒家文化中是两个涵义不同的范畴。“和”的基本含义是矛盾双方的均衡与和谐,“同”是取消矛盾的简单同一。据《国语•郑语》记载:史伯在回答郑恒公“周其弊乎”的发问时认为,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“去和而取同”。史伯说:“夫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,故能丰长而物归之;若以同裨同,尽乃弃矣”。意思是说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做“和”,“和”能产生新事物,所以说“和实生物”;而“以同裨同”,把相同的事物重复叠加起来,那是不可能产生新事物的。由此推及到施政,就是要综合不同意见,防止偏执于一端,专横独断。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和同关系的认识,他在论及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的差别时,就是以传统的“和同之辩”作为依据与准则的。他明确地指出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意思是说,君子善于协调,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,从而形成新的意见,达成共识;而小人离开事物本质去追求表面的统一,其实是盲从附和,因而形成不了新的意见。是否愿意而且能够在承认差别、矛盾的前提下达成相互的协调配合,以发挥出更大的共同效益,是分别“和”和“同”的关键。

优秀的管理者可以与他周围的同事及下属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,就在于他能够听取其他人的各方面意见,不会因为团队成员说了不中听的话或是反对自己的决策而怨恨对方,能够理解和包容其他人,同时对待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,取长补短,从来不愿人云亦云,盲目附和;但平庸的管理者则不然,他不希望其他人否定自己的决议,哪怕是一点点不一样都不行。他喜欢看到在团队里面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声音,他把这理解为权威。同时,对上司的决策言听计从,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,只求与上司完全一致,而不讲求原则。

当年楚汉之争正是因为刘邦明白了“和”而项羽明白了“同”的道理,则不同的管理者导致了不同的团队构成,也导致了两个团队不同的结局。近代国民党的蒋介石搞一言堂,结果被赶到了台湾,而当时中共的毛泽东恰恰讲求统一战线,结果在“和”的前提下,以弱胜强统一了中国。

现代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,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人,如股东、债权人、员工、政府等。如何协调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,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一种“多赢”的利益格局,使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到尊重和保护,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在这一问题上,日本汲取儒家“和而不同”思想而形成的管理文化就十分值得借鉴。日本企业非常重视企业内部的“和”,注重用“和”来调节各方关系:通过团队精神的培育,以及终身雇佣制的实行,企业上下象家庭一样组成了一个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,员工对企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、认同感和荣誉感。在很多日本企业内部,员工之间、员工和企业主之间平等相处、忍让通达、真诚相待。他们通过工作后的聚餐、郊游等形式来增进同事之间的私人感情和协作精神,使同事的联系之外加上朋友的关系。日本的企业界,很多经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年轻的职员一起聚餐、聊天,直到深夜,这种聚餐已成为日本各公司的普遍做法。此外,在下级对上级尊重和服从的同时,也十分重视民主决策、广开言路,很多企业都实行了自上而下传达意见、全体沟通协商的“禀议制”。这些做法都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竞争力,促进了企业团队精神的形成。当然,其他国家如美国成功的企业亦是如此。目前,许多现代企业都注重通过非正式组织、团队(或以班组、或以部门、或以兴趣小组为基础)形式来促进企业员工的协作精神。美国管理学家哈默指出,团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,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,是重新构建公司的一个基本出发点,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这种团队精神使企业在共同目标之下紧密地凝聚在一起,从而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日本从二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以及有着同样儒家文化背景的“东亚四小龙”在经济上的起飞,正是浸润着“和而不同”思想的企业管理精神作用的结果。

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兴起,不同民族国家、不同社会制度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的经济往来呈现出更为频繁的趋势,这给企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,也给企业自身的经营与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从内部来说,股权的进一步分散、企业管理的范围的不断扩大,使得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变得更为困难;从外部来说,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,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彼此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。因此,随着时代的发展,企业的经营管理越来越需要一种超越国家、民族和文化差异的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则。儒家的“和而不同”思想正因高度契合了这种时代需求,日益成为一种现代企业所普遍接受的卓越管理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