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8期

从“王安石变法”失败看执行力的重要性
更新时间:2015-01-21     点击数:15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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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棣华
王安石,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改革家和文学家,自幼聪颖,酷爱读书,史记是个清廉能干,政绩显著,颇有抱负的官。曾经官至宰相,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。辅佐宋神宗把积久弊生的北宋王朝整治,大力推行变法改革,制定和实行了一大批诸如“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以及强兵之法”等新法,使北宋朝一时摆脱困境,富国强兵,国库充裕,军力倍增。史称“王安石变法”或“熙宁变法”。
综观中国的历史,每次的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,甚至于对改革者的人身攻击,往往会功败垂成而遗恨千古。王安石的变法也一样,在经过十六年几上几下反复不定的改革后,终告失败。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是: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,为何除了来自保守派的阻力外,还有很大的成分来源于农民---他竭力想保护的这个弱势群体的激烈反对?
当时的农民最恨的莫过于“青苗法”。一千年前,农耕的农民日子过得相当艰苦。风调雨顺的年份本来就不多,大灾小害,天灾人祸却几乎年年如是。每当青黄不接的季节,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豪绅借高利贷。导致穷人越穷,富者更富,两极分化衍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。王安石推行的“青苗法”,原来就旨在利用国家的力量,用官府向农民发放低于社会上高利贷利率的贷款,以帮助农民度过难关,扼制地主豪绅的财富囤积。初衷是个利国利民之举。而且,当年王安石在鄞县当县官时,就曾经小范围地推行过这一政策,获得了成功。据史书记载,他“贷谷与民,出息以偿。俾新陈相易,邑人便之”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区域性的试验,王安石对“青苗法”的实施显得底气十足。
但是,事实却给王安石一个残酷的回复。新法实施近六年,农民们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,反而负担更重,积怨更多。公元1074年春,天大旱,久不雨,反对派借“天谴”为由,再次发起对新政的攻击,农民也因苦困难捱而奋起抗争。一时间,群情鼎沸,民心哗变。以至于他当年的朋友郑侠,一个看守城门的官员,手绘《流民图》密告给宋神宗,冒死请求停止新法;以至于京师市郊的一千多农民集体进城上访,围住王安石的住宅闹事。
为什么一个好的政策,而且曾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做法,放大到全国实施,却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?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说,这就是执行力缺失的问题。
王安石当年在鄞县时,他是一县之官,既是决策者,又是执行者。只要他的品德高尚,具有足够的威信,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落实都是有保证的。而在一个国家推行“青苗法”,则需以整个官僚系统的廉洁公道作为保证。其间的北宋王朝,已是腐败成风,危机四伏。推行“青苗法”,原本只是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,由官府发放低息贷款,使农民不至于卖田卖地维持生计的。也并没有强迫老百姓去借。但在实行中,为了推行新法,借贷量与官员的政绩挂钩,无形中变成了强迫借贷,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。另外,按照“青苗法”,官府的贷款利息是二分,明显低于民间的高利贷。然而,相当一部份地方官员却为了牟取个人的利益,把一年一次的贷款改为半年一次,从而使贷款利息翻倍,中饱私囊。经过层层盘剥,到后来有的地方的费率竟然比原来设定的高出35倍,比民间高利贷还高出许多。加上当时的农民大多数不识字,贷款写申请要给钱,到衙门找官员审批要打点上下,给好处费,手续繁琐,处处求人,农民的负担比“变法”前还要重。搞得天怒人怨,人人反对。“变法”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。
由此可见,变法改革是一个全新的事业,具有复杂性和艰难曲折性。这就要求变法者不仅要有大无畏的开拓精神,更要有远见和卓识,科学决策,落实到底,循序渐进,贯穿始终的执行力,才是变法成功的根本保证。只有好的目标,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来贯彻执行,只有良好的愿望,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,往往会事与愿违,适得其反,利民之政变成害民之策。
我们是动机和效果、目的与过程的统一论者。“不问过程,只要结果”是懒惰的表现。在确定了目标和路线后,加强执行力的落实是至关重要的。我们首先是要选好具体贯彻执行的人和组织,还要把实施细则逐一分解,分阶段推进,经常检查执行过程的偏差和错漏,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前进的目标,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。这在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中,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。
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。王安石变法的失败,原因是多方面的,影响也是十分长远的。它不仅导致了北宋王朝的加速崩溃,也使得之后的明清王朝统治者吸取了负面的教训,恐惧一切变革,长期奉行以稳守为主的治国方略,乃至我国近代史上的闭关锁国,不对外开放,延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,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。